三年之于我，以及团队的群像

是临考前一天察觉的：我在驻留第三年的“尾牙”正式备帆。所以开始张罗螃蟹宴，而起初J和H还以为我是想庆祝考试结束，像学生一样。

2008年过得有些飘，我忘了什么时候跟Z提过，感觉就是不好把握。然而，我们都晓得一切只能尽力而为。说什么百年树人的事业，什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大家在他者的决策中颠簸，面对体制索讨的不变绩效：数据（当然必须是显示成功的）、噱头、新鲜感。这年头搞课程像是研发春药似的，朝野都着急，人稍微不听话干活就会遭逢那些饥渴的眼神和焦焚的表情。

Y所言极是：“理想及其实现必然以执行者的耐性为祭品”；而我也知道配合有时仅是策略，以制造与时俱进的形象。但三年了，我还是不习惯，倾力配合之后往往流失干正事的精力和兴致。于是，就只有再次走向十字街口了。

或许，岁月微妙之处在于让人遭遇瓶颈之时，安排某些场景召唤个人的曾经，以及记忆的原点。这两周接连遇上最喜欢的作家的新书（嘻，两人恰好都姓钟）：一位重返她最熟悉的家园题材；另一位则复出创作；而在国大深造的大学同窗临别前告诉我，她考上了我心仪大学的博士班，去念我们都喜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生命兜兜转转，人可能在某地重逢，复又离散。这些人生的刻度如此奇特，以至我无法不视为缘牵。连外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课程司的华文组怎么一时网罗了这么多个性之人，还大抵相安无事？大家于此聚合与共事该会是各自生命中的标记，纵然未必能够成就“超越性的突破”，却肯定为团队运作的理想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因为心底镌刻了一份彼此欣赏、瑕瑜互补、无间合作的美好，所以即便日后遗忘了具体的事件，我相信自己仍会固执地说：我记得，我全都记得。

忆起繁华的阑珊与消隐，我第一次的体验是在上海。黄浦江畔的灯火从九点半开始憔悴，及至十点完全寂灭。现在想想，那不也是人离合的隐喻吗？

向来如是，只不过从前未曾体认。镜头尚未收尾定格，课程还是必须好好做下去；希冀它能像冯至诗里的那面风旗一样，“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尽管运势久不久会转身，随着时空更迭；尽管这回转身以后，风流开始云散。

高效规划的视野与悬念

(原载2008年4月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新声带”专栏)

如果语词也有潮流起落，最近大概又流行讲“双语”了。在并不遥远的记忆中，一个称作“双文化”的词语莫名窜起，超越了“双语”在舆论关键词排行榜里的名次。它通过为“双语”设计业已不合时宜的形象；来突出自身更为优越的地位；并从此占据民众的思考，影响大家的观念。

然而，“双语”显然不愿退位，它今年可谓做了一次反扑。从《我报》变身成为双语报，到特选中学重申兼更新其使命，大家也许已开始憧憬过一种进化了的“双语生活”：我们不再利用需要早上看《海峡时报》、傍晚看《联合晚报》或《新明日报》的习惯来表现双语能力；《我报》以独特的信息区隔、分类以及传销理念让我们有机会在同一时空展演“双语人”该有的态度。而日后为小孩报名或做升学决定时应如何挑选学校根本无须赘言。

其实，我们新兴的“双语生活”可追溯至比《我报》稍早实践双语传媒作业的广播电台节目。广播员分别用不同语言主持节目、节目播放两种语文的歌曲让我们欣赏。此外，我们还有看英语原声影片的习惯。即便没有华文字幕，我们也不排斥去电影院或购买影碟来体验移情。

而《我报》由中英语码互用的华文报转型为双语报，既延续了学校传播的知识分类，也加深建构了特定语文表述与某类信息的亲缘印象。城国这样一个语用取向似乎也贯彻了一种效率思维：各类知识/信息只需通过一种语文汲取，繁重忙碌的学习与生活无暇也无需进行“重复”吸收。难怪“双语人”在两种语文里经常是两种个性、两种心智水平。他们针对课题用某个语言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然而一旦更换用语，看法即变得简单和碎裂，如同涉世未深的结巴少年。

语言与文化向来相濡以沫，将两者对立起来也许并不合适，一如我们现在注意到“双语”经常依附“双文化”被一并讨论。值得关心的是，无论上学、听广播、看报、看电视或者看电影，都只属于吸收和消费的行为，从事规划的持份者（stakeholders）很轻易即看出了关于“市场”的逻辑。然而，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各方还必须看出一个关于“华语/文知识”的运作方式。换句话说，城国的华语/文若要参与知识经济的建设，就不应仅仅着眼于为经贸做媒；它的视野还必须扩大，以至考量如何参与整个“华语语系”（Sinophone）的各种文化和知识的开发、生产、更新、协商与批判。

华语/文跟随全球化的步伐在经历了人口离散之后业已在不同地区开枝散叶。各个在地的文化生产带动了对华语/文的反思和促进，使新的知识迸发丰沛的创意。可惜的是，眼下除了流行音乐，从文学与电影创作、舞台表演艺术、媒体生态发展、服装与产品设计到学术理论等，城国在整个跨界想象中都位处边陲。

若承认社会衍生多元的文化面向对知识经济的发展有益，培养具有华语/文知识生产能力的城国新世纪人才必须通过教育的渠道，而语文的学习和文化知识的积累未必马上就得和“通商”或者“中国”接轨。栽培后进凭靠华语/文经商或出仕当然非常重要，但精通华语/文的孩子在全球化的寰宇里极可能漂泊转徙，他们无论身处何地都将能在许多其他领域里大展拳脚。如果城国愿意暂且放开一些务实，深入一点看事物，设法发展华语/文知识的本土生态体系，多推动社会与文明的进步，我们不仅可能催生城国华语/文的“软实力”，亦可能开掘可持续的生财之道。

此外，城国里的规划虽然及时而且高效，但仍须承担终局揭晓前的悬念。有朋友以为，社会各面向这几年来发生的频仍变化反映的是一种仓皇和不安全感。就算掌握资源及其配置权的领导层也未必驾驭得了诡谲的未来。可即便如此，永续的规划还是必要的，因为规划将减少结果出现偏误的几率，使目标更有可能实现。

近来社会为双语重新赋值，间中就包含了契机与危机。日后当“双语人”（兼或“双文化人”）肯定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双语/双文化人”也必将是城国未来时代的新贵；可从过往“人脑如电脑”的话语，到近期市场与求学场域的分类，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或曰有资格当“酷男酷女”。这对社会分层与身份认同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所以我偶尔会想起T写的那首英文诗：“二十年前我的父母瘸着腿 / 开始越过洒满破碎的 表意符号的马路 // 映现着高效英语世界的天空 // 我出世的两天前，讲古先生以方言 / 在空中传播儒家观念 // 像在开岔的树枝上卷起的麦芽糖 / 感激某个总理献词中的称许 // 如今文盲沉寂地逝去，在安老院 / 有人代他们在死亡证书上填名 // 而在白色的房间里婴儿逐日出世 / 从塑胶摇篮里初生婴儿的啼哭赤红地，如昙花一现 // 新取名的唇舌削破双语的空气”[《高效世界的伤亡者（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及讲华语运动）》]

当年的环境与决策委屈了好多人，却也促成了今日城国民众较为平衡的双语水平。事情总有得失，我应该乐观。像H说的，每场规划都会生产伤员，幸存者和精英。最重要的是眼前的深刻思考（城国在21世纪需要怎样的华文信息与学习环境？）和勤恳耕耘。当改革之初的繁华褪尽，身为民众的我们都要慢慢分担悬念，等待验收数轮“仓皇”以后究竟有多少笃定与坚持。